北京中科医院几级 http://pf.39.net/bdfyy/bjzkbdfyy/■滑溜打我记事起，就认识洋阿。他住在沟里，我住在沟上，他的家在掏进我家院子下面的土窝子里，这样我们就成了邻居，一个在地上，一个在地下。平时母亲不让我们使劲蹦啊跳啊的，生怕我们震动过大，把下面的土窝给震塌了，砸伤了下面的洋阿。清楚记得村里的人都这样叫他洋阿，所以我们小孩子们根本无从知道他到底叫什么名字，便都跟着叫，无论谁叫他，他都会对着你笑。之所以会对着你笑，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听懂你在说什么（唯有靠近他的耳朵大声说才能听到），只是认为你是好心好意地在给他套近乎，是对他的一种尊重。后来才知道，叫他洋阿，是因为他曾经出过国，曾经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当过炮兵，所以“洋”。又因为在打仗的过程中，他看到战友们倒下了，自己一个人完成了装弹、上位、瞄准，打向美军的飞机，同时飞机上的炸弹也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炸响，本来以为他阵亡了，后来却醒了过来，只是，他的耳朵近乎全聋，眼睛一挤一挤的，同时他的头也变得不由自主地上下点着。所以不论谁给他说话，他都听不明白，但又装作已经明白，并不住地点头说“阿”，这样“洋阿”就叫开了。当时我们小孩子不懂事，看到洋阿老是点头的样子很好玩，就又给他起了一个外号“磕头虫”，和大人们的叫法合起来就是“洋阿磕头虫”。一群孩子只要有空就会跑到他家去转一圈，因为进他的家就像钻地道，进去很深的黑灯瞎火中，才会有一片非常宽阔的空地，里面即能睡觉，也能做饭，就是做饭时烟出不来，经常会把洋阿呛得够呛跑出来，打两个阿嚏，急促地喘上几口新鲜空气再跑进去继续烧火做饭。我们也会跟在洋阿的身后，像一起捉迷藏，学着洋阿的样子跑出来，打两个阿嚏，急促地喘上几口新鲜空气，然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，眼泪都呛得流了出来，依然哈哈地傻笑着。洋阿从战场上回来后，因为耳聋，又不住地点头，在点头的同时还会不住地挤眼睛，所以没有人愿意嫁给他。虽然住在土窝子里，但仔细想想那地方也真的有不少优点，冬天因为不透风，所以里面很暖和，夏天因为太阳永远晒不透，所以里面很凉爽。那简直就是我们小孩子们的天堂。没有媳妇陪着他，他就把我们这帮小孩子当作朋友，有时，洋阿会拿出自己煮熟了的地瓜分给我们一人一小半一起吃。他从来没用过刮胡子刀，长长的胡子盖住了褂子上的第三个扣子，那煮熟的地瓜往嘴边一放，猛一磕头，那瓜瓤之上也都粘满了胡子，每当这时，会有人忍不住悄悄喊一声“洋阿磕头虫”，大家便会不约而同地喊起来，同时又哈哈地放声笑着，跑开了，生怕洋阿会追着打我们。尽管都知道他对我们挺好，说不定他还会因为我们吃了他的地瓜而开心，甚至还会短而急促的吆喝：慢点，别摔倒了！但我们还是都会比兔子跑得还快。我们的家里都是凭借生产队里的工分生活，没有工分就分不到粮食，分不到粮食就得挨饿。除了一时看不见摸不着的工分之外，农村人的兜里几乎没有钱。但洋阿不同，每月有国家补助的生活费，这生活费就是钱，这钱能买到只挣工分的农村人买不到的东西。特别是他买了一台收音机，让我们这帮孩子大开眼界，收音机比我们的课本大不了多少，但洋阿在收音机的外面装了个皮外套，皮外套上还有一个长长的背带，背在肩上的感觉，总能让人误以为是一个军人背着一支驳壳枪般的威武。一帮孩子都会在地上打够了滚之后，再爬到洋阿的床上去，嚷着叫着让他打开收音机，有时候他也会把收音机捧在手里，然后再举到头顶，说上几句电池没电了的推辞话，最后还是经不住我们上面胳肢他的脖子和胳肢窝子，下面胳肢他的肋巴骨，让他笑得不亦乐乎，跪地求饶。最后乖巧地给我们打开收音机，放在床的中间，听着里面的歌曲，我们围了一圈，或躺或坐，或说或笑，或唱或跳，天天就像过年般热闹。那时的我们，都把洋阿当作了自己的朋友，偶尔在家有好吃的，总也边吃边往外跑，目的是留下一半给洋阿。洋阿即不客气，也不嫌弃，从我们脏兮兮的手里接过，假装他很爱干净，把接到手里的食物用嘴去吹吹，好像他这一吹，可以把我们手上粘在食物上的脏东西都能吹掉。洋阿家的“洞”门坐北朝南，因为是在沟里，晴天的冬日，在他的家的周围坐满了晒太阳的人。男的大多戴着能够护住耳朵的棉帽子，袄上不系一粒扣子，只把对襟相互一裹，外面扎上一条绳子，在扎着绳子的中间插上自己喜欢的旱烟袋，下身为了活动方便，都穿着一条衩裤。而女的则各不相同，有的围了一条方巾，有的也戴着一个小绒帽，偶尔也夹杂着不少戴着网子的人，她们个个都是小脚，那小脚看上去个个就像个捣蒜的锤子，女人相同之处便是手里多少都带着针线活。他们李家长张家短，个个洋溢着冬日的温暖。偶尔轮流着说故事。而洋阿在人们中间一会冲着这个笑笑挤着眼睛“磕”一下头，一会冲着那个笑笑挤着眼睛又“磕”一下，时不时地拣起人们的落落笑。当人们看到洋阿也在笑的时候，笑得更欢了，似乎洋阿的笑就是浇在火上的油。当洋阿与人们一起晒着太阳的时候，他的衣服上时常被晒得冒出淡淡的热气，同时散发着一种似是而非的焦糊味，可能是他的棉袄棉裤都是一个冬天穿上再也不会脱下来换洗一次，加上一个冬天也不会洗上一次澡，无论是棉袄还是棉裤，无论是衣表还是衣里，都会像蒙上了一层灰的镜子一样发着淡淡的亮光。冬天的我们不会和大人一样能够老实地坐在北墙根里晒太阳，有时就会去串树叶做柴火。用一段铁丝当针头，铁丝后端弯一个小鼻，拴根长线，线的末尾再系上一个小木棒。拿着铁丝前头扎上落在地上的树叶的中间，然后用手把树叶撸到后面的长线上，慢慢地一片一片地多了，整个长线上全排满了树叶，像条长龙，被我们拽着，摇摇晃晃地一会儿左右爬，一会儿上下跳，一会儿我们大家的长龙又汇聚在一起表演群龙舞。我们玩够了，才把那些树叶拿回家，看到家长在沟里洋阿住的地方晒太阳，干脆就把我们串的树叶直接送给洋阿让他当烧火的柴，洋阿就会挤眉弄眼地笑得露出了发了黄的牙，不住地对着我们点头。我们一家三代大大小小有十多口人，住在一个院里天天就像开会，一家人共用一口大锅。特别是吃饭的时候，第一个人吃饭的人几乎把碗里的饭吃完了，最后一个盛饭的还没有盛好。那时候的活累，又没有什么好吃的，显得人都特别能吃，我的一个嫂子曾经一顿喝了八碗野菜糊涂。吃完了饭刷锅洗碗的水留着喂猪饮羊。如果赶上数日阴雨连绵不绝，路上泥泞不堪，无法去沟里的井里挑水吃，就会把水桶放到房檐下接雨水，沉淀一段时间用来做饭。但是，烧火用的柴烧光了，就没有那么简单了。村里村外，屋里屋外，天上地下，到处都是湿漉漉的一片，只能靠把一日三餐减少为一日一餐来节省。一旦天晴，空中升起太阳，就会有大量的人到山上去打柴。我的小叔叔就是上山打柴中的一个。那天，他去打柴，割了许多山上的，捆成了一捆，觉得不够多，就顺便又砍了几个柏树的树枝夹在了柴草中间。结果被看山的人给逮着了，说要罚他四百元钱。当时的猪肉只要几毛钱一斤，四百元能买将近八百斤猪肉。不交钱，就送到派出所坐监去。在只有工分没有钱的年代，我们全家十多口人在那天的晚上哭成了一团，但是，哭又哭不来一分钱，就算把小叔叔打死卖了，可能也凑不够。一直到我父亲临终之前，提起这件事，就泪流满面。一家人围坐在南屋里哭到三更半夜，哭累了，哭困了，各自或坐或仰，死一般地沉默。我一会倚在门框上，一会又站到母亲的怀里去，感到孤苦伶仃，似乎被扔到了地球之外，就像家里死了人在准备发丧。伴随着黑暗的夜晚，阴森、恐怖、凄凉。小叔坐在一个角落的小板凳上，双手抱着头，偶尔不知所措地围着屋子转圈。就在这时，小叔忽然冲出屋子，飞奔到院子里，拿起镰刀和绳子，向着院门冲去。一家人好像都从恶梦中惊醒，认为小叔可能要出事了，涌出了南屋，赶紧去追。在小叔即将打开院子大门的功夫，我的父亲抱住了他。“哥，我再去砍点柴。”“晚上不能去。”“今天晚上我把柴砍好，够咱家烧两天，明天我去坐牢，这样就不用交钱了。”“不行，过几天就要结婚了，你一坐牢，到手的媳妇就要飞了。”小叔犹豫了一下。父亲接着劝：“大不了我替你坐牢去。”父亲以为小叔同意了，便松开了抱着他的手。结果小叔还是奔向那漆黑的夜晚，消失在了那条深深的胡同里。两个小时以后，不见小叔回来，父亲和爷爷一起去找小叔，结果小叔摔伤了腿，正蹲坐在山坡上。父亲把他背了回来。这时，父亲决定把猪卖了，但那头猪瘦得如柴，卖不了三十二十的，卖粮食吧，盆盆瓮里几乎底朝天。唯有一个大缸里东西多些，那是专门磨得给牲畜吃的地瓜秧子面，一斤卖不了二分钱。第二天，全村里的人都知道我家小叔叔砍了树，犯了案子，要罚钱，有的来看热闹，有的来安慰家人，也有的顺便在兜里摸索半天，会掏出几角卷了很深的皱折的毛钱塞到我奶奶的手里。洋阿也来了，他依然挤着眼睛点着头，手里抱着个带盖的罐子，小心翼翼地放到爷爷的身边：“十多年就攒了这么多，也就三百来块，先用着。”笑了笑，转身走了。等我们全家回过神来，都惊呆了，一起跪在了地上，朝着洋阿远去的背影。《中国憨派文学》投稿邮箱：qq.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