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中国人民志愿军优待“联合国军”战俘纪实（六）
陈辉
01
“天下竟有这样的巧事：当年在朝鲜战场被我审讯过的美军战俘詹姆斯·柏特纳，２０多年后，在美国纽约我们又邂逅重逢，并结成为好朋友。这个戏剧性的情节，真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。”这是我为《志愿军女军人》一书出版发新闻时，在书中看到的一个真实的传奇故事。
战场上的女翻译刘禄曾
这篇名为《我在朝鲜审战俘》的作者叫刘禄曾，１９５０年冬参加志愿军，在９兵团政治部敌工部任英文翻译。
后来任中国国际旅行社南京分社美大部经理的刘禄曾老人，这样叙述了她与美军“王牌”陆战１师士兵詹姆斯的相识的传奇经历：
１９５１年夏天，随着第５次战役的胜利，一批批战俘被押到兵团部来，每批俘虏滞留不得超过３天。初审后，分类再押送到志愿军总部的战俘管理团。詹姆斯就是这时被俘送到兵团部来的。
美军战俘
接触后我得知，詹姆斯是美军陆战１师的一名士兵，第一次上战场就当了俘虏。我注意到詹姆斯高个子、棕头发、蓝眼睛、高鼻梁、尖下巴。审讯中，我得知詹姆斯是美国佛罗里达州人，信仰基督教，高中文化程度，２２岁，入伍前在一家饭馆洗盘子。我问啥他说啥，但詹姆斯最初给我的印象有点“油气”。
詹姆斯歪戴着帽子，拖着鞋走路，没精打采。后来，我了解到他当了俘虏后，对真诚信仰的基督教产生了动摇。他说：“上战场前，随军牧师虔诚地为我们做了祈祷，还特地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‘詹姆斯，放心去吧，上帝与你同在，我每天为你祷告。’结果上帝保佑不了我，还是当了俘虏。”
作为志愿军敌工部门的工作人员，詹姆斯的话题正是我需要了解的课题：“美军在前线是怎样鼓舞官兵士气的？”经过进一步审讯，我又得知詹姆斯从小父母离异，他随父亲长到１８岁便外出谋生。有一次，为打群架被警方拘留半个月并丢了饭碗。以后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饭店洗盘子，又因偷窃一位客人的汽车外出旅行，并将车子撞坏而遭到法院判刑。
正在此时，朝鲜战争爆发，在美国政府的欺骗宣传中，詹姆斯同意到朝鲜当半年“联合国军”，以抵刑期。没想到上战场一枪没放就当了俘虏。
我问：“你不知道打仗要死人的吗？”他说：“报上没说战火怎么厉害，只说东方女人长得漂亮；朝鲜的苹果又大又甜。”
经过几次审讯，我终于了解到詹姆斯的家庭出身、个人经历和参加朝鲜战争的目的，对他的“油气”和沮丧能够理解了。
两天后，准备将詹姆斯这批战俘后送时，一名志愿军战士前来报告：“有个高个子俘虏表现不好，昨晚不肯出去背粮。”经了解，原来詹姆斯有病发烧，而且不是装的。我找军医送给他几片药吃，并报告押送战俘的领导，批准他当晚后送时可以乘车。
下午，我去检查战俘后送工作，看到一名志愿军小战士正在用食指刮詹姆斯的大鼻子。原来这名小战士看詹姆斯的大鼻子好玩，便用手刮了起来。从维护我军不打、不辱、不搜腰包的俘虏政策出发，我向小战士说明，刮鼻子也属侮辱人格，以后不能这样做了，小战士连连点头。
离开詹姆斯的时候，他忽然向我提了一个建议，要我在驻地附近空地上用木材搭成Ｐ·Ｏ·Ｗ三个大写是英文字母（战俘的缩写？）。他说：“美国飞机看见这三个大字，就不来轰炸了。”我没有理他，因为他不知道美军飞机曾多次轰炸志愿军战俘营，炸死许多“联合国军”战俘和志愿军管理人员。
不久，我从在志愿军战俘营工作的同志那里了解到，根据詹姆斯的阶级成分和政治表现，他被排在落后类，没有进入反动类。经过教育改造，詹姆斯从落后类转变到中间类，并开始向进步类转变。他在墙报和油印小刊物上写文章，并把战地生活详情写给美国的女朋友——他惟一的亲人。
在墙报上，他写道：“在我被俘前，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态度非常敌对，因为我被告之将受到虐待，而事实却完全相反。经过战俘营生活的亲身体验，才知道志愿军对俘虏的宽大政策是什么意思，在这里，我没有被当做战俘，而是当作朋友。给予我这种启蒙教育的，是最早审讯我的一位女军人。”
我没想到我与詹姆斯相处时的“看病、乘车、刮鼻子”几件区区小事，几十年后他仍铭记不忘。
刘禄曾老人接着谈了她与詹姆斯偶然重逢的情景：８０年代初，我陪同著名女教育家、江苏省副省长吴贻芳到她的母校——美国密执安大学领取“智慧女神奖”。一天，我们在美国客人陪同下参观白罗克仓博物馆，好客的馆长执意要我们参加他们的会餐晚会。冷餐会办得很丰盛，气氛非常热烈，在共叙中美友情时，我的眼前一亮，发现一位身材略胖，年龄与我相仿的高个子男人有曾相识的感觉，但一时又想不起来。
这位男子也发现了我，我看到他的眼睛也在发亮，还是他先开了口：“你是中国人吧？是刚来还是定居很久了？”
听完我的回答，他猛然靠近我，热烈地与我握手，久久不放，我当时愣住了。
我看到他眼里流出了激动的泪花，他肯定地说：“你姓刘，还记得吧？在朝鲜战场上，在志愿军战俘营里，你曾与我这个联合国军战俘相处过。过圣诞节时，发给我们的礼物——红底上写着白字‘和平’的小别针，至今我还保存在家里。”
我恍然大悟，激动不已。当年在朝鲜战场的连天烽火又浮现在眼前。我激动地说：“我们终于以朋友的身份在纽约相会了！”
“是啊！这真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幸会！”他说。
“人类本来就应该这样友好往来的，可是当时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被那些战争疯子破坏了。”他听我这样说后，深情地吁了一口气，说：“现在我懂了，我的命运不靠上帝安排，要靠自己努力。中国人民是真正热爱和平的，是真正的朋友。人民都是不希望战争的。”
当他得知我在中国国际旅行社南京分社任美大部经理时，举杯向我祝贺：“你是中国来的民间大使，美中人民的友谊桥梁，我要向你学习！”
詹姆斯的家远在佛罗里达洲，不能邀我去他开的餐馆做客，深表遗憾。他表示一定要带全家来中国旅游，到南京来看望我。
席间，他悄悄告诉我，他太太并不知道他当战俘的那段历史。当年他在战俘营中日夜思念着的那位心上人，却不知道他在哪里．．．．．．
我俩谈起了朝鲜战争，谈起了停战后的情况，但是谈得最多的是过去。尽管我们的过去是一段不愉快的话题，如今谈起来却别有一番意义，我们谈起了“看病、乘车、刮鼻子”．．．．．．，我参加志愿军前是资本家的娇小姐，他参加联合国军前是苦出身，我们出身不同的家庭，又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，但最终我们走上了中美友谊的道路，人类和平的道路。朝鲜战争，那是一段多么令人难忘的岁月啊！
我与詹姆斯不打不相识的友谊，说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宽容博大与人道主义的俘虏政策的威力；标志着人类正走向了解，走向相互尊重；证明了只要高举和平与友谊的大旗，就有可能化干戈为玉帛，变敌人为朋友。
02
这是一个英军“王牌”坦克营士兵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医的传奇故事。
１９８８年９月２５日，中国泉洲机场，一位黄头发的英国老人和一位白头发的中国老人，紧紧拥抱在一起，久久不肯放开。过路的旅客对两位老人侧目凝视，被眼前的情景所感动。
黄头发老人叫彼德·饶雷，白头发老人叫黄远，他俩相识在３７年前的朝鲜战场。
被志愿军打残的英军坦克
１９５１年１月３日，中国人民志愿军５０军１４９师某团在朝鲜高阳以南地区全歼英军２９旅“王牌”皇家坦克营，击毁和缴获坦克３１辆，装甲车和汽车２４０辆，俘虏了大批英军，其中包括１９岁的新兵彼德·饶雷。
５月初，彼德同其他英军战俘被送到志愿军昌城第一战俘营。就在这时，彼德不幸患了大叶性肺炎，进入晚期，高烧不退，呼吸急促，危在旦夕。
当时，第一战俘营刚建立不久，条件十分艰苦，缺医少药。军医黄远为彼德检查后，发现他已在生死边缘。黄远急忙跑到卫生所同所长钱华商量采取紧急抢救措施。
“所长，看来用磺胺恐怕难挽救他的生命了，不用青霉素不行！”黄远说。但他清楚，青霉素全所仅有１０瓶，如全用了，万一志愿军再有紧急病号，就没办法了。
钱所长也有同样的忧虑。于是，他俩决定火速请示张芝团长。
“救人要紧！”张团长不假思索地说。
就这样，黄远将１０瓶青霉素全部投入了彼德的抢救工作，使彼德转危为安。
然而，英军在此时却将彼德编入了朝鲜战争阵亡人员名单，向彼德的家属发出了“阵亡通知书”。彼德的父母悲痛欲绝，女友芙妮哭红了双眼。
没有多久，英国共产党机关报《工人日报》登载了一篇惊人的消息：彼德·饶雷没有死，被列入被俘者的名单。彼德的家人看到报道后，喜出望外。立即向英国政府当局发出质问，英国政府无奈，只得向《工人日报》查问，并威胁该报说，如报道无根据就判该报停业！
为此，英国共产党迅即向中国共产党发电，要求帮助澄清核实彼德被俘一事。
中央军委专门派人到朝鲜第一战俘营调查彼德的情况，以便答复英国共产党。张团长让黄远向军委派来的同志介绍了抢救彼德的经过，并让他和彼德照了一张合影像。
后来，这张照片以彼德和抢救他的志愿军医生在一起，随后续报道同时刊登在英国《工人日报》上，同时还刊出了彼德致其父母的一封公开信。信中叙述了他患重病后，如何被志愿军抢救的全部经过。彼德的后续报道，在英国引起了轰动，使英政府当局和英军方狼狈不堪。
从这以后，张团长让黄远专门负责彼德的健康。为了便于照顾彼德，黄远和比他小１２岁的彼德住在了一起，朝夕相处。他俩同吃、同住、同聊天谈心，结下了深厚情谊。１９５３年春，彼德作为伤病战俘被提前释放回国。
几十年过去了，黄远无时不挂念着当年他抢救过的英国小兄弟。彼德也十分想念救过他命的中国老大哥。
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５日，医院工作的黄远在广州交易会上，结识了英国商人莫朗尼，两人谈得很投机。他邀请莫朗尼先生到泉州做生意。在泉州相遇后，黄远向莫朗尼谈起了当年朝鲜战争的往事，谈起了他的小兄弟彼德，并将当年的英国《工人日报》拿给莫朗尼过目。莫朗尼连声称奇。当即答应回国后帮助寻找彼德。
莫朗尼果然没有失言。回国后，通过一名记者朋友在报纸上发表了题为“中国医生寻找他在朝战中搭救过的彼德”，文中详细介绍了事情经过，并附有黄远的地址。
这篇新闻又一次在英国引起轰动。彼德很快有了下落。
后来，彼德对黄远这样介绍了他得知这篇新闻时的情景：“当时不出两个小时，我就接到了１２个电话，向我报告这个好消息。我的女儿也急匆匆从１５英里以外的地方专程开车回来，为我送来报纸。当时女儿兴奋地说：‘爸爸，你瞧，这准是你！’我看了报纸后，一时间心中感到恍如隔世，又感到我们宛如又再度重逢了，真说不出有多么的高兴！”
很快，黄远收到了彼德的来信。信中说，我已经有两个外孙，并表示要来中国看望老大哥，但因为他是工人，必须攒足了钱，才能实现。黄远毫不犹豫地立即回信说：“只要你踏上中国的土地，一切都算我的，我负责到底。”从那以后，两位老朋友，书信不断。
年，黄远(右)与彼得成了英国报纸的新闻人物
４年后的１９８８年９月２５日，当年朝鲜战场上的异国兄弟，终于在中国泉州重逢。两位老人又像当年在朝鲜志愿军战俘营一样同吃、同住在一起，同叙别离之情和中英友谊。
彼德在中国住了将近一个月，黄远陪他游览了德化、厦门、桂林、广州等地。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０日，黄远又邀请彼德和他当年的女友，现在的妻子芙妮一同到中国旅游，他陪老朋友夫妇游览和参观了西安兵马俑和北京长城，两家就像亲戚一样亲密无间。
彼德回国后，把他万里寻访救命恩人的动人故事发表在英国报刊上，并以“民间大使”的身份，举办过中国讲座；黄远也在中国报刊上撰文介绍他和彼德的传奇故事，两人的文章，在中英两国读者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，为中英友谊增添了光彩。
03
“中国战俘营里的‘诺尔老爸’”，这一称呼不仅当年在志愿军中叫得响呱呱，而且在世界也闻名遐迩。
“诺尔老爸”何许人也？志愿军战俘档案中做了记载：“诺尔老爸”名叫弗兰克·诺埃尔，５０多岁，是美联社资深的摄影记者，摄影技能娴熟，还具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较深厚的文化功底。”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，诺埃尔配属于美军“王牌”陆战第１师先头部队，在长津湖地区与志愿军交战时，与陆１师约翰·Ｍ·麦克劳弗林少校等一同被俘。当时，诺埃尔独自驾驶一辆吉普车，携带全套战地摄影器材，身着戎装，佩带上尉军衔，腰间挎着一支手枪。
左一就是弗兰克·诺尔
诺埃尔初到志愿军碧潼战俘营时，对志愿军的俘虏政策不了解，比较沉闷，很少说话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向战俘营翻译人员提出要见俘管处的领导，说他是记者身份，不应被当做一般战俘看待，甚至还要求以适当方式把他送还给美国方面。
俘管处军官大队政委丁山找诺埃尔进行了谈话，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我们并不是用请柬邀请你到战俘营来的，而是经过激烈的战斗把你俘虏过来的。当时你身穿军装，佩带上尉军衔，并携带武器。你并不是在为朝鲜人民服务，而是在美军精锐部队的前方为美国侵略军效劳。”
诺埃尔又争辩说他是文职人员。
丁山反驳说：“美军中神甫、牧师等神职人员，也是文职，不也同样有被俘的吗？难道也应该释放吗？更何况你佩带有上尉军衔，足以证明你的身份绝非普通平民。”诺埃尔无言以对，只好不情愿地当了俘虏。
但是，时间不长，诺埃尔“因祸得福”，把当志愿军战俘当成一生中最大的幸运，连美国合众社都嫉妒得要命，感叹自己没有记者成为志愿军俘虏，遗憾得不得了。
这是为什么呢？当年新华社朝鲜前线摄影记者、我的老前辈江宁生道出了原由：５０多岁的诺埃尔被俘一年后，美联社东京分社办公室里有４个人正商量给他们的老同事、被昵称为“老爸”的诺埃尔送点圣诞礼品。
“寄些香烟去怎么样？”
“来点罐头食品好吗？”
“战俘营里冷，最好送瓶威士忌去。”
图片编辑马克斯·迪斯福开玩笑说：“送只照相机去怎么样？”
这下提醒了所有的人。他们认真地考虑，如果这件事被认可，美联社岂不有了“独家新闻”？对，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想法。于是，他们想试探一下。
几天后，美联社两名记者利用在板门店举行停战谈判的机会，向在我方采访的巴黎《晚报》记者贝却迪、伦敦《工人日报》记者魏宁顿和《大公报》记者朱启平提出这一要求。这一要求与我方意见正巧不谋而合。
在这之前，江宁生作为新华社摄影记者拍了不少战俘营的生活照片，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送往美国发表。但美国当局却扣了不少照片，有的照片即使能在美国报刊上登出，却在说明中加上“来自赤色中国”的字样。甚至有的报刊还造谣说，这是在枪口威逼下拍出来的假照片。有些战俘的家属也写信询问照片中反映的情况是否真实。
于是，过了不久，朝中军方当局就正式批准了他们的这个要求。美联社于是很快就把一只新闻箱和一些散页胶片交给了我方代转，并给诺埃尔捎来了慰问信和一些食品饮料。为了不惊动和美联社竞争的其他记者，这一安排是秘密进行的。后来，我听说，合众社对此垂涎万分，曾对我方记者开玩笑说，让我们也派个记者到那边当俘虏好吗？美联社给这个安排起了个代号，叫做“老爸圣诞节行动”。
后来，按照上级的安排，新华社朝鲜前线摄影记者江宁生、诺埃尔和我方一名通讯员，组成了“特殊采访小组”，活跃在朝鲜前线和志愿军各个战俘营。
几十年后，江宁生在新华社内部刊物《新闻业务》上，写了一篇题为《新闻摄影史中的一支插曲》的文章，描述了他和诺埃尔共同“战斗”的情景：
１９５２年的严冬虽已过去，中朝边界上仍是冰封雪拥，寒气袭人。我们３个人——两个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一个身穿厚实的蓝棉衣裤的“大鼻子”，看着覆盖着冰层的河面，有些踌躇不定。因为毕竟是早春了，岸边的冰层已经开始融化变薄了。
“过得去吗？”我没有把握地问我身边的通讯员。
通讯员回答：“江中心问题不大，岸边的冰薄了一些。拣着厚地方走，只要这边过得去，就算掉在对岸边上的水里，顶多也就齐腰深了。”
“过！”我下了决心。３人鱼贯而行。小心地在冰上走着。脚下的冰层发出咯咯的断裂声。好容易快到对岸边了，借着月光可以看出冰层越来越薄了，有的地方已从裂缝中渗出了水来。
“小心！快．．．．．．”我话音未落，那个“大鼻子”扑通一声掉到水里，只露出上半身。我和通讯员也随着陷了下去。３个人马上你拉我推，一会儿就上了岸。好在我们的棉裤棉靴很厚，一时还没有湿透。上岸后离驻地不远，不用２０分钟，我们已把湿了的衣裤和靴子脱下，放在热炕头上烤起来了。朝鲜老大娘又给添了一把火。外出执行任务１０天，回来就是暖烘烘的屋子，真是别有一番好滋味儿。
回到屋里安顿下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散页胶片包。原来为了保险，过河以前我就把几匣拍过的胶片放在棉帽里，戴在头上，扣紧棉帽罩下边的扣子。再检查一下照相机也安然无恙，这才放心了。
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任务。那个“大鼻子”就是被俘的美联社随军摄影记者诺埃尔。
１９５２年１月２４日，诺埃尔拍摄的第一批７张照片，通过东京无线电传真发往美国。美国报纸除普遍大幅采用这些战俘生活和娱乐活动的照片外，还用“美联社摄影记者在铁幕后拍到的独一无二的照片”、“‘老爸诺埃尔’获得成功”等大字标题作为头条新闻发表。
弗兰克·诺尔让战俘看照片
从此，有诺埃尔参加的“特殊采访小组”每到一处战俘营，战俘们纷纷围上来，将家信和附在信中的登载他们照片的剪报拿给我们看。有的家信中说：“从诺埃尔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你的身体像在家里一样健康，我们放心了。”有一个战俘收到他女朋友来信说：“你穿着那身中国式制服很帅，我等着你．．．．．．”。有的父母写信让他们的儿子向诺埃尔和战俘营人员表示感谢。从此以后，美国报纸不但经常刊登诺埃尔的照片，也同样刊登我们拍的照片。“假照片”的谣言不攻自破，弄得美国军方十分狼狈。
在那些日子里，诺埃尔的嘴角上经常露出笑意。夫人给他的信也增多了，信里也从相互思念之情转到谈钱了。美联社为此付给诺埃尔很高的稿酬。他夫人每次来信都告诉他累计收到多少稿酬了。诺埃尔也经常躺在炕上心里数着数．．．．．．。有一次他情不自禁地念叨着：“我是因祸得福呵！当了俘虏还发了一笔小财。”是的，诺埃尔干劲十足，他得意地把一张威士忌酒瓶上的商标揭下来贴在照相机的箱子上。从此，经常听俘虏说：“老威士忌”又来了。有一次，他竟然得意忘形地把他写给美联社一封信上的落款写成“美联社鸭绿江分社”。我严肃地警告他说：“你太忘乎所以了。不要忘记，你现在的身份不是记者，而是战俘！”诺埃尔连声说：“对，对，先生。”
诺埃尔的采访也不都是称心如意的。少数战俘对诺埃尔也有讥讽和恫吓。
“诺埃尔，你是为共产党做宣传。简直是叛徒！”
“诺埃尔，你大概是想尝尝军法审判的滋味儿了吧！”
．．．．．．
这些话有阵子的确吓住了诺埃尔。他开始表现得沉默寡言了。该出去拍照的时候，也总是借口肚子疼，不然就是说脑袋发晕。有好些日子躺倒不干了，他打蔫了。经过我们耐心的工作和实际生活的感化，加之美联社不断来信催促，并许以更多的报酬，诺埃尔又逐渐振作起来了。他又拿起照相机，口中风趣地说：“美联社这帮小子，出了这个馊主意，让我上了当。真是叫我不干吧，舍不得；干吧，也真担风险．．．．．．”。
诺埃尔除搞摄影外，偶尔也动笔写点文章。他在《记者亲历的战俘生活》一文中，对志愿军战俘营做了公正的描述：“在各战俘营里，战俘们在管理自己的生活方面，确实发挥着很大作用。每个战俘营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在６０天内进行一次全体参加的无记名投票，由大家直接行使权利，选举俱乐部正、副主任和各个委员会的委员。
“中国人慷慨宽大，又态度公正，在平时充足供应的份额之外，常额外供应各种食品。对各国战俘一视同仁，平等对待，对基督教徒、天主教徒、穆斯林都一样。战俘们的生活待遇可以说是远远超过了《日内瓦战俘公约》中关于战俘管理和生活待遇所规定的标准。
“整个营区都严格保持良好的卫生条件。对伙房内食品、饮用水的管理尤为严格。饭食一律要做熟，饮用水必须烧开后才倒入大容器内，供大家饮用。
“所有战俘都要定期注射疫苗，以预防伤寒、斑疹伤寒、霍乱的流行。各营区都设有门诊部，战俘们可以自由去看病。另外，门诊部还要定期对战俘进行身体检查。
“每逢星期天，所有基督徒、天主教徒都分别进行礼拜。”
．．．．．．
年时年60岁的弗兰克·诺尔
诺埃尔在遣返回国以前，在战俘营拍了好几百张照片。这些照片以它独特的表现内容、发表方式，在世界舆论上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。１９５３年８月，诺埃尔被遣返回国。美国当局慑于形势和人民舆论的压力，没有敢对诺埃尔进行迫害。美联社把这件事称做“一个了不起的插曲”。如今，诺埃尔不在人间了。但是我方让战俘来担任新闻摄影记者的做法，在世界新闻摄影史上的确是一个创举，也诚然是“一个了不起的插曲”。
04
“中国，中国，我选定到中国一生无悔！永远无悔！活着我乐于同中国人民在一起，死后也要将骨灰撒在黄河中。”这段肺腑之言出自美军战俘温纳瑞斯。
温纳瑞斯(左二)被俘时
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２８日，温纳瑞斯在战场上被志愿军俘虏。经过战俘营亲身感受，在１９５３年停战遣返战俘回国时，他和２0名美军士兵自愿选择了中国。
美国罗得岛《普罗维登斯星期日报》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１３日，在一篇文章中说：“他的一生，就是一部中国当代史。”他经历过“土改”、“大跃进”、工业化运动，目睹过人民公社化、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，参加过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上过北京大学，在基层当过工人，又在山东大学任教多年等。现在他是７５岁的高龄老人，已从教学第一线退下来，住在国家为他一家准备的一套宽敞明亮的公寓里，安度晚年。
温纳瑞斯出身工人家庭。父亲当过海员、司炉工、纺织工、煤矿工、清洁工、码头搬运工，也给庄园主种过地。温纳瑞斯也当过杂工，为生活所迫，１８岁时从军，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。“二战“后复员，但始终找不到稳定的工作，四处打零工，只能勉强填饱肚子。为生活所迫，温纳瑞斯再次参军，随美军参加了朝鲜战争，成为志愿军战俘。
一个美国人选择了当时贫穷的中国，一生无怨无悔，是什么原因使他对中国这样一往情深呢？
朝鲜战争几十年后，温纳瑞斯在与当年的志愿军战俘营管教干部郭维敬促膝长谈时，道出了原由：
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２８日，我永远忘不了，说它是我的被俘日固然不错，但更为确切的说法，应该是我的“解放日”。因为这一天起，我意外地逐渐获得了真理，有了真正的理想。
那年冬天，天气极为寒冷，我们撤退，凌晨两点钟时，我们突然被打散了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我和一名墨西哥籍的士兵爬到一个山洞里藏身。山洞里的冷气几乎要把我们冻死，可我又怕如果叫中国人俘虏，肯定会被枪杀。因为当官的一直告诫我们说，一旦被志愿军俘虏就意味着必死无疑。
下午４点半的时候，我听到附近有人说话，探身一看，发现一队志愿军押着几百名联合国军战俘，在附近的一所民房周围坐了下来。这时，我看到一个志愿军拿着一捆钱送给朝鲜老百姓，买了一些白菜、大米、猪肉和辣椒等吃的东西，做给俘虏吃。我当时很不理解，感到不可思议：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军队？这些东西去拿、去抢不就行了吗，根本用不着花钱买。眼前发生的事和美军的宣传截然不同，美军的宣传给我们造成的印象是：志愿军要用共产主义统治全世界，让我们当奴隶。
看到这些，我不再担心害怕了，与那个墨西哥籍兵把枪扔掉，爬出山洞，举着手向志愿军投降。一名高个子志愿军军官用英语对我俩说：“你们不要怕，我们会待你们很好，等停战和平以后，我们就送你们回家。战争的责任不是你们，而是美国一小撮搞政治的人。”说着，他还掏烟给我吸，使我完全解除了恐惧。
后来，我们被分散安置到一户朝鲜居民屋中，叫我们取暖，吃东西。临走时，我见志愿军从身上掏出来钱给朝鲜老百姓。我心里想，哪有这样好的军队！后来，我慢慢才弄清，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是志愿军的纪律，也是中国军队一贯的作风。当时，这件事使我非常新奇，到后来则十分感动，觉得志愿军真是一支迥然不同于其他任何军队的军队。
我被俘后，同大批战俘一起随志愿军跑了三个月，主要是为了躲避美国飞机轰炸，最后跑到鸭绿江畔的一个战俘营安定了下来。
我们这些战俘中有美国兵、英国兵、希腊兵、比利时兵、加拿大兵和土耳其兵等，分别来自十几个国家。
在战俘营里，我度过了将近３年的岁月。我和其他伙伴们谁也没有受到过任何或不公正的待遇。我们与志愿军同住一个营区里，我们的伙食比志愿军还好，每天都能吃上新鲜的面包，蔬菜和肉、鱼、鸡蛋，供应充足，平时都不缺乏。
志愿军用国际主义精神对待广大战俘，用阶级友爱对待像我这样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人，用革命人道主义关心我们的健康忧乐，使我们过着校园式的愉快生活。这一切使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感受很深，终生也不会忘记。
中国有句古话：“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”我和志愿军朝夕相处的几年岁月中，使我领悟到的一个确信无疑的事实是志愿军自始至终言行一致。他们凡是说到的都能样样做到，而且纪律严明。其吃苦耐劳的精神更是我以前所不曾见过的。
我和同伴们，之所以能由战场上中国人的敌人，变为中国人民的朋友，首先是因为我们从心中佩服志愿军，感到志愿军确实把我们当朋友一样对待。
因此，可以清楚地证明，所谓中国人民志愿军用强迫手段，改变战俘信仰的说法，或志愿军强迫战俘说志愿军待战俘人道宽大的这类说法，根本就站不住脚。
图为战俘在体检
从志愿军官兵的实际行动中，我有很深的感悟，因此，通过回忆、思考、比较，我终于选择了新的人生道路，自愿到中国来，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。
朝鲜战争达成停战协定和战俘遣返时，我断然决定拒绝遣返。美国当局为了说服我，使我改变主意回美国，曾以回美国后年薪６万元相许，后又通知我的父亲病逝，要我回美奔丧。随后，又说在日本有家里寄来的很多东西，包括《圣经》，叫我去取。但我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，还是不改初衷，要到中国寻找理想，走社会主义道路。从今天看，我当时的决定可说是完全正确的！
温纳瑞斯到中国后，中国红十字会给了他四个选择：上大学、下工厂、下农场或闲居。他选择了山东济南国营造纸厂。
１９６３年，经工厂推荐，中国红十字会保送温纳瑞斯上中国人民大学。毕业后，他又主动要求回了原工厂。
“文革”中，北京的红卫兵诬陷温纳瑞斯是特务，派人到济南抓他，受到了造纸厂工人们的奋力保护。后来，情况反映到中央，周总理说，温纳瑞斯是“和平战士”，不能动他一根毫毛，才使温纳瑞斯躲过了“文革”的劫难。
年，温纳瑞斯在山东大学课堂上讲授英语
后来，温纳瑞斯在山东大学从事教学多年，退休时享受教授待遇。温纳瑞斯与一位中国姑娘成了家，如今已经儿孙满堂。
１９７６年，在离开家乡２６年后，温纳瑞斯到美国探亲，见到了８９岁的老母。他对母亲叙说了中国人民对他的种种厚爱，老人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“中国人民对你这样好，你可千万要对住中国人啊！”
１９８３年在母亲百岁时，温纳瑞斯再次飞往洛杉矶探望病榻前的母亲，每次到美国探亲都是中国红十字会为他免费解决往返机票。
温纳瑞斯两次返美，都引起了轰动效应。第一次回美国，全国到处请他做报告。他在美国住了十来个月，走了美国５０个州的４７个州，演讲了７００多场，到处宣讲：“中国好，中国人好”。
他第一次到美国后向公众展示反映战俘营生活
美国新闻界掀起了“老温热”。《洛杉矶时报》、《旧金山日报》、《谷间新闻快报》等几十家报纸纷纷以《老温被俘３１年仍然留在中国》、《他为什么当中国公民》、《不是洗过脑的战俘而是不再受蒙蔽》为题，报道了温纳瑞斯在中国的传奇经历。温纳瑞斯也发表了《由敌人变为朋友》和《深深扎根于两个国家》，谈了他当年选择中国的感受。
温纳瑞斯和他的妻子
“曾有人问我究竟是一个美国人还是一个中国人？我在中国度过了３０年，我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。我的生活已经与中国人建立了密切关系。我的妻子和６个孩子都在中国，我在工厂和大学结交的朋友也都在中国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，我和其他中国人一样，都是其中的一分子。我热爱中国人民，永远不会忘记毛主席，是他的教导把我从绝望中救出来，是他在社会主义中国给了我新的生命。
晚年的温纳瑞斯尽享天伦之乐
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是美国人。作为美国人，我感到很自豪。我对美国人民充满信心，我爱美国人民。．．．．．．”这就是温纳瑞斯肺腑之言，也是这位传奇人物对当年选择中国的历史结论。
05
霍华德·亚当斯是至今留在中国的第二位美军战俘，他有着与温纳瑞斯同样的传奇经历。霍华德是美国黑人士兵，没有上过学。
他从朝鲜战俘营来到中国后，１９５４年９月到济南市的山东造纸厂从事技术工作，由于他的勤奋和敬业，他很快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。后来，政府送他到中国人民大学上了学。
１９５６年初，经人介绍，霍华德认识了漂亮的济南姑娘辛丽华，当年１１月１日，他们按照中国人的习俗，举办了婚礼。婚后，他们夫妻恩爱，相敬如宾。岳父、岳母大人对这个美国女婿也很喜欢。改革开放后，霍华德走上了山东医学院的讲台，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批的学生。
１９８３年，霍华德的外孙女沙沙、沙曼出世，给他和妻子带来了极大的快乐。１９８９年，霍华德陪多病初愈的妻子辛丽华到欧洲进行了一次旅游。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，６７岁的妻子辛丽华患肺癌永远离他而去。
霍华德把济南当成他的第二故乡，每当有人问起他一生的经历，他总是说：“我感激中国，我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穷苦黑人，他们让我受教育，待我很好。”
06
“联合国军”战俘最具传奇色彩的是英国的安东尼·法勒·霍克利将军，他走了一条从志愿军战俘到北约北欧军队总司令的道路。法勒．霍克利将军１９２４年出生，在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求学期间投笔从戎，加入英军格勒斯特郡团。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，２０岁时被提升为连长。
１９５０年，他随格勒斯特郡团参加朝鲜战争。次年４月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，１９５３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重返英军。以后，在英军步步高升，１９８３年退休前任北约北欧军队总司令。
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７０年曾重返牛津大学，担任防务研究员，研究战史之余，完成硕士学位。他是英国官方战史《朝鲜战争中英国的角色》的作者。此外，还著有其他近十种战史和回忆录。英籍华人徐泽荣曾采访了法勒·霍克利将军，请他评价了中国军队。将军感慨地说：“我当了一辈子兵，同德国兵、中国兵打过仗，也看过美国兵、苏联兵打仗。德国兵很优秀，但最优秀的我看还是中国兵。我赞赏他们。志愿军严格执行命令，不枪杀和虐待俘虏。有时供应紧张，志愿军就自己吃差的，让我们俘虏吃好的。”
当徐先生告别时，将军真诚地说：“中国地大物博，人民智慧进取，改革有成效，有希望在下一世纪成为领导世界的超级大国。”法勒·霍克利将军作为职业军人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做了客观、公正的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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