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松
这个故事挺特别，就像个苹果。还不一定是苹果，也许是个巨大的“红果儿”。红果儿是天津人的叫法，北京叫山楂；其实它在我心里已经很长时间了，可就是一直找不到下嘴的地方。还不是不知怎么下嘴，而是想不好这一嘴下去怎么咬。我知道，这确实是个很复杂，也很独特的故事，不同的咬法儿，咬出来的东西虽然还是这个东西，可能味儿就不一样了。也许是苹果味儿，也许是红果儿味儿，还可能是桃味儿或梨味儿，如果咬不好，咬出个榴莲味儿来也说不定。所以，我一直拿不定主意。后来总算找着个下嘴的地方了，突然又觉得不行，不对，不是这么回事。这一犹豫，用天津话说，一含糊，就又是一两年过去了。
写小说跟炒菜不一样。炒菜把各样食材备好了，一样一样都摆在那儿，如果总不炒，时间一长，也许这些食材就变质了，至少不新鲜了。写小说不是。小说的素材准备好了，故事也有了，总不写，也许反倒不是坏事。这一点有点儿像酒，总搁着，它会变得更醇，它只会往好处变，让这个故事越变越饱满，也更充盈多汁。所以，我一直告诉自己，别急，先别急，再等等，总有张嘴的时候。
这回，我第一次决定，不让这故事飞扬起来。就像玩儿鸽子的，天津玩儿鸽子的把鸽子的翅膀不叫翅膀，叫“膀儿”，膀儿上的大翎子叫“大条”。玩儿鸽子的如果不想让他的鸽子飞，就把膀儿上的大翎子都拔掉，行话叫“拔大条”。被拔了大条的鸽子飞不高，不过有一样，等这些大条再重新长出来，长全了，这鸽子的本事就大了，离地面几万米高的“平流层”，如果有足够的氧气，它甚至也能飞到。
这一切都想好了，但还是拿不定主意。
直到有一天，我在街上看见两个年轻的天津人，说一口地道的天津话。现在天津大街上，说天津话的不一定都是天津人，有外地来的，时间一长也学着说天津话。但天津话不像别的话，很难学，不光口音，说话的语气，或者叫气势，不是本地人说不出来。他俩当时正在街边摆摊儿，一边卖东西一边聊天儿，卖的什么我没注意，他们前边聊的什么也没注意。当时天挺冷，满街刮着白毛儿风，其中一个嘟嘟囔囔地说了几句，好像是说，昨天的买卖儿还不错，怎么今天就不行了。这时另一个哼一声，就说了一句，皮裤套棉裤，必定有缘故!
这是一句地道的天津俚语。天津人性格俏皮，说话爱逗哏。这逗哏说白了也就是爱说“俏皮话儿”。天津人说的俏皮话儿其实就是歇后语，但比一般的歇后语幽默，也更具有“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”的意味，所以外地人都觉着，天津人说话就像说相声。这个年轻人说了一句“皮裤套棉裤，必定有缘故”，旁边那个人立刻不同意。不是不同意他说的，而是认为这话说得有毛病，于是立刻给他纠正，不是皮裤套棉裤，是棉裤套皮裤。
这个逗哏的一听也不同意，坚持说，就是皮裤套棉裤!
我一听他俩人矫情得有意思，就站住了，想听他们继续往下说。
这时先说话的那人说，应该就是棉裤套皮裤，你说反了。这逗哏的更认真，脸红脖子粗地说，不对，棉裤套皮裤，说着不顺嘴儿。这个说，你想这情理啊，如果是皮裤套棉裤，那应该是正常的，都这么穿，那还有嘛缘故？说它有缘故，肯定是不正常，有把棉裤套在皮裤外边穿的吗？他这一说，逗哏的更急了。干脆自己的摊儿也不管了，走过来跟这人掰扯，说就因为皮裤都套在棉裤外面穿，所以才有缘故，有缘故就是有道理。俩人就这么越矫情越凶。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儿，也越看越觉着可乐。
这天往回走时，我心里还一直想着这事儿。究竟是皮裤套棉裤，还是棉裤套皮裤？想着想着，咯噔站住了。我这才发现，天津人确实了不起，甭管皮裤还是棉裤，两条裤子这么一倒腾，竟然就倒腾出了哲学意味。也就从这时，我觉得在心里酝酿很久的这部小说好像有了下嘴的地方，老天津透着“烟火”气的一切鲜活了起来。
我很幸运，祖籍是北京，小的时候和后来也曾在北京生活过。但又是天津生人，在天津长大。我母亲的娘家是河北。我从小就在这三种地域氛围里长大，时间一长，已经分不清谁是谁了。还有一点，这三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很独特，都是出故事的地方，这对于我这样一个极喜欢故事的人，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了。但是，我也经常告诫自己，故事也是有重量的，质感太强，会把我的膀儿坠住，这可跟拔大条不是一回事。